人类历史不过是生物发展史上的一个片断。
人是世界上无数生物的一种。和其他生物一样，人类在不断地为生存而斗争，为适者生存而竞赛。所有的心理学、哲学、政治策略和乌托邦的幻想都必须遵循生物法则。
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基督之前的100万年，农业的历史也可以上溯到至公元前2.5万年。人类作为狩猎者的历史要比作为定居的农耕者的历史长40倍。在农业产生前的97.5万年中，人类的天性就已经形成，并一直存留到今天，挑战着文明社会。
在狩猎的年代，人类有非常饥渴和贪婪的获求欲，这也是生存环境所致。当时的人类还不能稳定地获取食物，所以一旦捕到猎物，人们无论愿不愿意，都会尽力多吃，将自己的肚子撑得满满的，以为被屠杀的猎物很快会腐烂掉。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吃生的食物——或半熟的食物，所以我们今天还会在餐馆里开玩笑，说自己回到了狩猎时代。另外，在上千年的上万次情况中，人类还必须好斗，随时准备战斗——为事物、为配偶，或者为生存。如果男人愿意，他可以有多个配偶，因为狩猎和战争都有死亡的危险，这也使得女人的数量超过男人，所以男人到现在还保留着一夫多妻的天性。那时的人们也不需要避孕，因为孩子在家庭和狩猎活动中都是一种资产。所以在狩猎年代，好斗和旺盛的性欲都是优点——这都是生存所需。
这些特点至今仍然影响着男性。甚至到了文明社会，男人的主要责任也是养家糊口，在外谋取食物或者那些可以换取食物的财物。无论男人多有才华，他都是女人的基本进贡者，而女人才是人类种族的孕育者和保持者。
可能正是女人发展了农业，并使之成为文明发生的最初土壤。当初，女人们注意到果实的种子在落入土地后会生根发芽，于是当男人外出狩猎捕食时，女人就耐心地尝试着在自己居住的棚屋和岩洞附近撒播种子。后来，她们的试验获得了成果，男人们也渐渐意识到：如果能够和其他男人团结一致，在狩猎中避免外界的攻击，那么自己也应该可以和女人们一起协同劳动，种植和收割农作物。于是，农业很快取代了那些没有保障，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游牧和狩猎活动。
一代又一代，男人们渐渐融入了定居的家庭生活。女人曾经驯养了羊、狗、猪，现在她们又开始驯养男人。可能男人是女人最后驯养的动物，但他们只是部分地、不太情愿地被教化了。渐渐地，男人从女人那儿学会了一些社会品德：家庭亲情、同族友善、协作互助、坚定勇敢等等。正是这些美德造就了后来的人类后代。我想这就是文明的起源——也就是文明化的人类的产生。
但现在还有一种深刻的矛盾持久存在于文明和自然环境之间——也存在于人类在狩猎时期形成的个人本能，以及在定居生活中形成的相对弱小的社会本能之间。每一种定居生活都是由协同的行为来维持的。个人间的协作也渐渐发展出了固定的群体组织——村落、部落、种族、阶级、宗教、国家。
其实大部分国家依然处于原始状态——还停留于狩猎斗争的时期。他们以军事远征来获取食物、燃料和原材料，战争成为这些国家获取资源的主要途径。最初，国家的出现源于民众自我组织和防御的需求，这也表明我们依然保留着掠取、好斗的古老本性，并像原始人类一样缺乏安全感。有时贪婪是为了保证未来的需求或避免以后的匮乏。只有当国家实现了外部的安全，才会开始注意内部民众的需求，并开始像现在一些福利国家那样，通过文明的发展来推动社会进步。一个人要文明化，需要成为某个有效的保护性团体的成员，从中获得安全感。一个国家要文明化，也需要一个有效的保护性组织中的忠实成员来为国家赢得安全感。
文明究竟是如何在人与生具来的狩猎
天性中发展起来的呢？其实文明并不是要遏制这种天性，因为一种有效的社会系统要维持运作，也需要人民有本能的获取欲望或者争取更高回报的能力。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如果不愿意为自我生存而斗争，就不可能存火下来。如果不繁衍，就没有任何社会、种族、宗教可以长久存在。但如果对获取不加控制，也会导致小范围的偷窃和大规模的抢劫。而政治的腐败、财富的集中会最终造成革命的发生。
如果不遏制人类的好斗天性，它会蔓延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大量的暴徒充斥周围地区，敌对的团伙分割了城市。如果不控制性欲，很多少女都会成为色情骗子的受害者，很多妻子也将要面对丈夫对其他年轻女性的渴求，而这使得每个公园、每条街道都变得很不安全。这些强烈的欲望都必须得到很好的控制。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护社会秩序和共同的生活，人类也会一直停留在野蛮状态。
对狩猎时期那种本能欲望的控制，一部分是由法律和警察来实现，一部分是由被称为"道德"的那些不稳定的普遍约定来完成的。那需求冲动的遏制往往表现为惩处抢劫和掠夺，谴责贪婪和聚敛财富。通过对人身和财产的处罚约束人的好斗性。而性欲冲动——仅次于饥饿的欲望，则是通过禁止公开的刺激，并引导人们在较早的年纪进入合理的婚姻，以达到规范和管理的目的。
那些复杂的道德规则又是怎样的呢？它和我们的天性如此的不吻合，总是尖锐地告戒我们"你不应该做什么"。道德的实现借助了五种今天依然存在的特殊社会机制：家庭、教会、学校、法律，还有公共舆论。在农业国家中，家庭教会了人们互相联合和互相帮助：母亲带领并教给女儿如何操持家务，父亲则带领并教给儿子如何经营土地，这种双重的领导给家长制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宗教则以上帝的惩罚和现实的报应来支撑社会的道德戒律。父母和老师通过一些事例和箴言来宣扬道德戒律；他们的权威通过和宗教的联系得到不断加强，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法律以强制性的力量保证了大部分戒律的约束力。公众舆论以非议和侮辱来遏制那些不道德的行为，而以赞扬、褒奖和提倡来鼓励那些好的举止。
在社会公共生活规则不断扩张的保护伞下，文学繁荣。哲学昌隆，艺术和科学也开始生长，而历史学家则记录了国家和民族那些令人鼓舞的成就。男人和女人渐渐发展了温良、友好、礼仪、道德良心和人伦感知，这些品质构成了我们社会传统中那些无形却珍贵的恩赐。文明正是社会秩序造就的文化产物。
如果那些力量形成了社会秩序和文明，为什么现在不能继续将它们保存下去呢？在现在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劳作模式消失了；个体化的工作和分散的居住使个人主义兴起；思想的自由、乌托邦的渴望、年轻人的反叛使家长制的权威遭到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在社会中作用也被大大的削弱.因为财富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科学研究和历史遍撰的蓬勃发展,田野间的躬耕劳作变为工厂中的物理、化学和机器生产，完美的现实代替了沉重的幻想，所以宗教的作用变得更加次要。因为阶级和种族战争，少数武装分子"毫无商量的要求"，负担过重的纳税人的反抗，年轻人和长辈间的代沟，经验和实践的差距，这些都使得教育体系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因为不断扩增内容和规则偏见，立法委员的受贿行为，逃脱和藏匿手段的完善，控制力度有限造成的法律实施困难，法律开始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因为分歧、恐惧、冷漠以及财富的左右力，公众舆论的作用也在消减。
于是那些古老的本能不再受到约束，也不再被驯服。犯罪、赌博、腐败、泯灭良知地追名逐利、认为爱就是性的性混乱（这是对男人的放纵和对种族的危害）滋生蔓延。对抗代替了协商，武力代替了法律，在各种各样的不安全感中，婚姻变成了一种短期投资，生育也变成了一种不合时宜和不幸。当思想的贫乏使我们的组中在顶部凋谢，过度的不适宜却在滋养着根部。
但我们现在过分的异教倾向可能只是维持着一些并不持久的希望，因为往往物极必反。历史的发展通常是这样：在异教盛行一段时间后。紧接着就会流行清教徒的克制和严格的道德戒律。古罗马尼禄和康茂德时期的道德堕落发生在基督教上升阶段之后。当时基督教作为维护秩序和庄严的保留资源，受到康士坦丁大帝的官方保护。
博尔吉亚家族统治下的雇佣兵的叛乱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放纵，最后导致了教会的清洗和道德戒律的加强。英格兰伊丽沙白女王时代的放纵无礼让位于克伦威尔时期的清教统治，最后又被查理二世相反的异教作风取代。法国大革命10年间的政治倒台、家庭婚姻的破裂都终结在拿破仑一世对法律、道德和家长权威的恢复中。拜伦和雪莱的浪漫风格，以及后来成为乔治四世的威尔士王子的放浪行为之后，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格兰严格的公众礼仪。如果这些历史规律可以延续，我们或许可以期望自己的儿孙辈成为清教徒。
当然，历史除了在这样放纵和节制间摇摆外，也呈现出了更美好的前景。我也不赞同伏尔泰和吉本关于历史是"人类罪恶的记录"的观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说对了，历史的确包含了成千上万的悲剧。但是，经受人生坎坷，越过重重阻碍后，历史也同样保留了普通民众的冷静和明智，世俗男女的劳作和爱恋，还有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后者死得疲惫但充实）。历史是科学家和哲学家永不气馁地对周围宇宙的探索，是艺术家以各种艺术形式对生活之美的表达，是诗人以细致的语言技巧对微妙感情的阐释，液化司先知和圣徒的想象对我们的高贵人性的挑战，
在湍急和污浊的河流中掩藏着谬误和痛苦，这儿是真正的上帝之城。在其中，由于那些奇妙的记忆和传统，古代的创造精神依然存在。人们依然在劳作，在雕刻，在健在，在唱歌。柏拉图在这儿，与苏格拉底讨论着哲学；莎士比亚在这儿，每天都带来新的文学财富；济慈聆听着夜莺，雪莱歌颂着西风；尼采在这儿，继续叫嚷着、演说着；基督在这儿，召唤我们去分享他的面包……这许多的英雄们，他们留下来的财富是我们人类的珍贵遗产，是历史进程中最善良的主线。
不要在挑战我们的罪恶面前闭上眼睛——我们要做的是毫不气馁地打击它。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成就中，从我们光辉的遗产中回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