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在家的日子每天都大同小异，每晚三点左右睡觉，上午九十点钟起床。起来后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炉子边，拿一把椅子当桌子，趴在上面写字，半个多月写了满满一个软皮本。当然都是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一如这几天发上来的这些一样，有点矫情和故作高深。这和在家看的书有关系，每晚我都在生吞活剥维特根斯坦和其他一些哲学书。看不到点上，却每每看到自以为是处，手舞足蹈。
初一的早晨躺在被窝里给一个同学发短信，说时间过的可真快，认识你都快六年了。她说你不是一直盼过年吗，这不是过了。确实，我一直在盼过年，盼新的一年快点到来。我总以为时间有着奇妙的作用，三年、五年、七年，好象过了一定的时间，某些东西就会改变，某种好运就会到来。我又发过短信对她说，抚今追昔我都倒霉十年了。1996年到2006年，十六岁到二十六岁，正好十年。2005岁末的日子，我一直在想十年既是某些噩梦的开启，也必然是某些噩梦的终结吧。
我是想过好写写这十年的，在本子上甚至开了一个头。我对1996年年初在某个中学教室里举行的元旦联欢，进行了无比细致的描写，但我回过头来看自己写下的字的时候，才发现我已经不记得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了，这些描写不过是我的一种想象，一种过分的美化。那个下午其实只是个乱哄哄的下午，人们高兴不是为了什么友情，而是因为联欢比上课有意思。那个下午并没有终止什么，也没有开始什么，比起以前的五千八百多天和以后的三千六百多天来，它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它的所有意义都是我在假想中赋予的。
如果我们愿意诚实点，就会感叹，那实在是平凡的一天。
但我们不愿意诚实。
起
1996年的元旦，这天天气晴朗，同学们的早读声音分外嘹亮。第一节课后，老师就看出了大家的心猿意马，两节课后干脆宣布不上课了。大家开始布置教室，有裁拉花的，在屋顶横竖拉上几条，再斜着扯上两条，日光灯上有挂满了零碎。课桌被拉开，围成了一个口字型，把中间腾出了一块空地。
中午，买来了各种食物，从学校附近的同学家搬来了音响。
那一年，从首都师范大学退学两年的朴树认识了早已成名的高晓松，高自己还发行了一张个人作品集，我是在某个深夜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最先听到的是《模范情书》这首歌。
昏噩之年
1997年，象只草参，被泡在酒里。我爱上了喝酒，程度不亚于后来爱上某个女人，没有酒局时，也要跑到学校外的商店，花一块三毛钱买一瓶豪门啤酒，一气喝下。最可怕的是，我其实爱上的是喝酒这一行为，或者说我爱上了酒醉，这就和你爱一个女人只为和她做爱一样，是很不道德的事。现在我有了在酒桌上欣赏别人醉态的时候，才发现那确实是很可笑和可憎的。但当时，我逢酒必醉，如果你让我坐到桌前，而不把我酒杯斟满，让我喝醉的话，那比杀了我还难受。
香港回归了，但那片土地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那时我还没有走出生活的小县城呢。
这一年最流行的歌曲是《心太软》，任贤齐从一个三流演员不红歌手，一跃成为了亚洲巨星。
冯小刚拍了《甲方乙方》，结尾时葛优用深情的语调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黑暗之年
1998年。那年春晚那英与王菲合唱了一首《相约九八》，整整被放了一年。
那一年还发生了些我不愿意提及的事，我变的怀疑自己，这怀疑是从最基础、最根本的地方开始的怀疑。
夜晚我在学校除了女厕所以外的各个角落游荡，怀揣小录音机，随时录下自以为是的灵感。我就是在那个时期喜欢上黑暗的，白天混乱的校园，到了夜晚变得无比的宁静，特别是入夏时节，凉风阵阵，一人独坐星空下可真是惬意。只是后来更多的人推迟了睡眠时间，比如学习积极分子、谈恋爱的标兵，使我的活动变得不再有趣。
承
1999年。被一分为二，切割的很整齐。回头看看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也是这样的。5月8日，美国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记者牺牲，有游行和示威，有人还向麦当劳扔了石头，而现在你去随便问一个人，那三名记者的名字，恐怕没人说的出来了。随便说一下，5月8日还是邓丽君的忌日，1995年邓死于泰国，《美酒加咖啡》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这一年，是建国50周年，那一年国庆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澳门也回归了，北京建了一座中华世纪坛。
高晓松在拍电影，名字叫《那时花开》，要看到它还要等上三年。朴树发行了《我去两千年》，是麦田“红白蓝系列”之一，其实“红白蓝”只做了朴树和叶蓓，另一个在计划内的歌手叫尹吾，一个喜欢把诗歌改成歌曲的人，他的专集后来是京文发的，影响很小，2005年另一个歌手把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谱了曲唱出来，风光了一小下。带了2006年，太合麦田又要开始搞“红白蓝”了。
下半年，我也在慢慢归复平静，至少我变的有幽默感了，上课睡觉被老师叫起时，我会一本正经的告诉他，最近经常犯困是因为在戒烟。
我在实施一个可怕的计划，这计划就写在日记里，它把现在的我吓了一跳，也再次证明：计划没有变化快。
我还得说一下我的历史老师，一个愤世嫉俗（曾经）的男青年，在那一年他满30岁的时候，终于结婚了，那段时间他脸上总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我们曾有过几次长谈，推心置腹式的，这让我以为他很欣赏我，如今我才明白，他看着我的目光的含义，那是在说：小子，有你倒霉的时候。
世纪末最后一天是以酒醉终场的，席间有人提出要吃烧鸡，于是就骑一辆破烂的自行车奔向市场，我很清楚的记得我的朋友骑车带着我，我则坐在车子的横梁上，车飞快的下坡。而市场空无一人，更没有烧鸡。
后来我吐的死去活来，还挣扎的爬到电话旁，我听见电话那头说：这么晚了还打电话。我努力使声音显得平静：千年等一回，多么难得啊，我听见了笑声和轻轻的两个字：笨蛋。
当然，我不是笨蛋。我是说那会我觉得我不是。
SB之行，始于足下
2000年．21世纪了，我们小时侯总说21世纪如何如何，现在我们看到新世纪了，怎么样呢？仨字：就那样。这一年我上大学了，在我们国家很长一段时间里，上大学成了美好人生的代名词，我那时还不能够准确的把握这个动荡的时代，如果你现在问我大学怎么样？我也会告诉你仨字：就那样。
我把行李扔到宿舍的床上，从旅行包的侧兜翻出一包劣质香烟，挨个让一圈后在发现其他人都不吸。我自己点着烟，傻了吧几的打量眼前的一切，其他人都在忙着布置床铺。宿舍很小，住六个人，三张上下床，一边两张一边一张，一张的那边有书桌和衣橱，大家都一言不发，这场景和后来的反差很大，后来这里变的乱哄哄的，下铺有人在撕打、上铺有人在边听音乐边对着墙壁自言自语、推开一扇房门发现里面在开座谈会、推开另一扇发现是棋牌室、楼道里有醉汉、水房中藏裸男。
当天晚上我升起一股给家里打个电话的冲动，拿着IC卡满校园转悠，而电话竟然没有一部是好的。我走出了校园，一边走一边询问哪里有公用电话。终于在很远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一部，那里没有路灯，漆黑一片，我拨通电话，却不知道要说什么，也许我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找到一部可以打通的IC电话。
四年后，临毕业前，我和几个同学喝酒，不知道怎么就纷纷回忆起各自第一天来学校的情形。我才知道，在我四处找电话的同时，我的两位好同学在校园迷路了。他们相约一起看看学校，却在一番兴致勃勃的参观后，发现这学校竟然有十几幢外貌相同的宿舍楼，并处处曲径通幽。所以，当我逢人就问公用电话的时候，他们也在问：11号楼在哪里？
第二天，我的上铺，一位老实勤奋的好学生向我们尊敬的班主任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这学校到处都是谈恋爱的，人文环境太差。那位后来婚姻失败的女博士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笑容，很官方的回答说：我会把同学们的意见如实的反映上去的。没有人能想到，一两年后，日租广告贴满了整个学校。
想起这些的同时，我也想起了老托的那句明言：牛X的人都是相似的，SB的人则各有各的SB。
那一年冬天，周杰伦发行了第一张唱片《JAY》。
转
2001年。我得承认我被某种胜利冲昏了头脑，原因来自很多方面，一是因为它们确实还值得被称道，另因为我已经饿了多年终于逮到了吃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我一下子就给炸上了天。
整个事情还可以用另一个比喻来说明，比如一个领兵打仗的将军，带着部队去讨伐敌人，刚在那安营扎寨，就有人报告老窝被端了，敌人在焚烧粮草物资，赶紧命令士兵急行军去保卫老家，忙上忙下一番折腾后东西也全烧没了，部队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敌人就大军压阵了，结果给打的是一败涂地。
正月还没过，有几个人跑到我们祖国心脏的心脏，在那把自己给烧了。
很突然的，许巍火了，象罗大佑成了中年人的代言一样，许巍变成了奔三十的人代言。
7月16日晚申奥成功的消息传编整个宿舍楼，那晚我去通宵了，美其名曰庆祝，隔着这几年的辛苦路回头看，这件小事使我的人生起了某种质变。
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了“双子星”大楼，电视机里反复在播放着撞击的瞬间，有如大片一般。
悲伤之年
2002年。失败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失败本身，而是失败后发现自己再没有挽回失败的可能。这一年我不想多说，可以选两句对话做代表。
“有一天你也落得我这般下场怎么办？”
“我就去死！”
很高兴我活了下来。
老狼也活了，沉寂许久终于又出片了，名曰《晴朗》。
变态之年
2003年。这一年年初，非典肆虐，隔着铁栅栏接吻的男女成了校园的一大景观，各种儿时的游戏因为封校的无聊又复活了。我倒希望我真非典了才好，那样一定天下大乱了。解禁后我开始走上疯狂的上网之路，网络的妙处在于可以麻痹心灵，我分别创下了月通宵十九天和连续上网52小时的记录，颇为自得。
尴尬之年
2004年。套用《红楼梦》的一个章回，“变态人难免尴尬事”。一个疯子做任何事都不会尴尬，因为他没有羞耻心，但是一个偷窥狂被当中抓到就会尴尬万分。我当然没有偷窥的癖好，但我宁愿是个疯子，疯子可以勇闯女厕所，偷窥狂却要躲躲藏藏。
夏天看毕业演出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小品使我的眼睛泛出了泪光，这让坐在我身边的女同学很诧异。那小品很普通，截取了四年生活的各个片断，最后演员们把一箱啤酒搬了上了舞台，真刀真枪的喝了起来。我一直拖到宿舍封楼才离开学校，经过一次又一次酒醉，看着一个又一个人离开，人越来越少，宿舍空了起来而垃圾越堆越多，床铺又空荡荡的只剩一条绿床垫了，和刚来时一样。我没有什么特别舍不得的人，也有没什么值得珍藏的回忆，但我还是莫名的生出很多感慨。
合
2005年。四月的某个晚上我在深圳的街头走了一夜，对我来说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一点差别没有，当你在路边怀着悲伤的心情前行时，整个城市也就是悲伤的。我走过一个有名的闹市，穿过陌生的街道，走到这城市的边缘，再绕回来，向另一个方向走，我双脚麻木，不停的吸着烟。我不知道我是没心没肺一点好，还是把戏就这么一直的唱下去。确实我是在逃避什么，但我逃避的不过是自己制造的某种假象，对面只是一片虚空，我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一个人的敌人只能是自己。
